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

企业信息采集需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明确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是合规运营的关键。本文将详细解析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十二类禁止采集的信息范畴，并提供合规采集的实践方法与风险防范策略，帮助企业在数据利用与法律遵从间找到平衡。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今天，企业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已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为了市场分析、客户管理、风险评估，还是寻求合作机会，采集相关信息都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信息的海洋并非可以随意捕捞的渔场，法律与伦理的边界清晰存在。明确知晓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不仅是企业合规经营的底线要求，更是防范法律风险、维护商业信誉、构建健康数据生态的基石。这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

       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

       这个问题的答案，深植于我国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之中。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清单，而是一个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法律规定和伦理准则进行综合判断的复杂议题。下面，我们将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那些触碰不得的信息“雷区”。

       一、受法律严格保护的个人隐私信息

       任何涉及企业员工、客户、合作伙伴或任何自然人的隐私信息，都是采集时必须高度警惕的禁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其中，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更严格的保护。具体而言，企业在采集信息时，必须严格规避以下几类：一是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声纹、虹膜、面部识别特征等，这些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后果严重。二是特定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件号码、护照号码、社会保障号码、驾驶证号码等，这些是识别个人身份的核心凭证。三是金融账户信息，例如银行账号、存款信息、信贷记录、交易流水等，直接关联个人财产安全。四是行踪轨迹信息，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定位系统，GPS）、基站定位等技术获取的个人活动路线和位置信息。五是医疗健康信息，涵盖个人的病历、体检报告、疾病史、用药情况等，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六是通信内容和通信记录，个人的信件、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记录、通话详情等，受宪法通信秘密自由保护。企业在未经明确、单独同意且非为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所必需的情况下，采集上述信息均属违法。即便是为了人力资源管理或客户服务，也必须遵循“告知-同意”原则，明确告知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并获取个人的单独同意，且不能以不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为由拒绝提供核心产品或服务。

       二、构成商业秘密的技术与经营信息

       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强力保护。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企业绝不能以不正当手段去获取竞争对手或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这包括但不限于：一是技术秘密，如产品设计图纸、生产工艺流程、配方、算法、源代码、实验数据、技术诀窍等。二是经营秘密，例如客户名单、供应商名单、采购渠道、成本数据、利润情况、投标标底、营销策略、未公开的并购或投资计划等。三是管理秘密，涵盖独特的管理模式、内部培训体系、薪酬结构、绩效考核方案等。通过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违反保密义务、诱导他人违反保密义务而获取商业秘密，均构成侵权，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在商业合作或人才流动中，尤其需要注意界限，避免通过雇佣竞争对手前员工等方式不当获取和利用其商业秘密。

       三、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信息

       国家安全是至高无上的红线。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企业信息，都绝对禁止非法采集、提供和出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相关行业规定，此类信息范围广泛且敏感。例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在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收集和产生的核心数据。涉及国家地理、气象、水文等未公开的测绘和数据资料。与国防军工、尖端科技领域相关的科研单位、生产企业的涉密信息。国家尚未公布的重大经济政策、产业规划、统计数据等。企业在进行市场调研或信息收集时，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法律意识，对于可能涉及上述领域的信息，应主动回避，更不得试图通过任何渠道进行刺探或购买。特别是在开展跨境业务或与境外机构合作时，必须严格遵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相关规定，不得将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上述重要数据擅自向境外提供。

       四、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特定信息

       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独占性权利。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采集和利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内容，可能构成侵权。这主要包括：一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例如其他企业发布的原创文章、研究报告、设计图纸、软件代码、摄影作品、视听资料等。即使这些内容在企业官网或公开报告中，其复制、传播仍需遵守著作权规定，不能随意抓取用于商业用途。二是企业的注册商标、专利文件中受保护的详细技术方案和设计。虽然专利信息本身需要公开以换取保护，但对专利文献的深度挖掘和利用也需注意边界，避免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三是企业特有的商品包装、装潢等可能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标识，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通过技术手段大规模爬取受版权保护的公开信息，如果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如仅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或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而适当引用），并用于商业分析或直接竞争，就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五、可能引发歧视或不公平待遇的信息

       在招聘、信贷、保险等场景下，采集某些特定类型的个人信息，可能导致基于非相关因素的歧视，这是法律和伦理所禁止的。例如，在招聘过程中，采集求职者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性取向等信息，除非岗位有特殊法律要求（如特定民族餐厅需要相应民族员工），否则不得采集，并不得以此作为录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金融信贷领域，采集与信用风险评估无直接关联的信息，如借款人的血型、星座、疾病史（与还款能力无关的部分）等，可能构成不公平的信贷歧视。保险行业同样如此，除法律允许的特定险种外，不得过度采集与保险标的无关的个人敏感信息。采集和使用这类信息，不仅侵犯个人尊严和平等权，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精神，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社会形象。

       六、通过非法技术手段获取的任何信息

       手段的非法性直接决定了所获信息的非法性。无论信息本身是否属于上述禁区，只要获取手段违法，整个行为即构成违法。典型的非法技术手段包括：一是网络爬虫的滥用，违反网站“机器人协议”（Robots Exclusion Protocol），突破反爬虫技术措施，对目标网站服务器造成过度负担甚至导致瘫痪。二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漏洞，通过黑客技术进行侵入、破坏、窃取数据。三是使用木马病毒、钓鱼软件等恶意程序，诱骗企业员工或用户点击，从而窃取信息。四是非法拦截、篡改网络传输中的数据包。通过这些手段获取的任何企业信息，都是法律所不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情节严重者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犯罪。

       七、超出约定或法定范围的合作方信息

       在商业合作中，合作伙伴之间基于合同约定会共享必要的信息。然而，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范围，不得借合作之名，行过度采集之实。例如，作为供应商，只需向采购方提供与产品质量、规格、交货期相关的信息，而无须提供核心原材料配方或全部客户名单。作为服务商（如云服务、软件即服务，SaaS），在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时，只能访问和处理为履行合同所必需的系统数据和客户授权处理的数据，不能窥探和采集客户存储于系统内的其他商业数据。任何超越合同目的和必要范围的信息采集行为，都构成违约，也可能侵犯合作伙伴的商业秘密或个人信息权益。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信息接触权限管理制度，确保员工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访问合作方信息。

       八、来源不明或明显违法的信息

       市场上存在一些所谓“数据贩子”或灰色渠道，提供各类企业名录、联系方式、经营数据等。对于这类来源不明、价格异常低廉、提供方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信息，企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购买和使用此类信息，等同于接收赃物，法律风险极高。一旦这些信息被证实是通过非法手段（如内鬼泄露、黑客窃取、非法爬取）获取的，购买和使用方很可能需要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甚至成为共同犯罪人。企业应树立“干净数据”的理念，确保所采集信息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合法依据和清晰来源，避免为了一时的便利而埋下巨大的法律隐患。

       九、未脱敏或匿名化的原始统计与调研数据

       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或研究机构有时会发布宏观的行业统计报告或市场调研摘要。然而，这些报告背后的原始、未脱敏的个体数据通常是保密的。企业不能试图通过非正式渠道去获取这些包含单个企业具体财务数据、产能数据、销售数据的原始样本。即使是从公开渠道收集企业信息进行自行统计，也需注意方法。例如，通过爬虫收集大量企业的公开招聘信息以分析行业薪资水平，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涉及对招聘网站数据的滥用以及个人信息（招聘联系人信息）的违规处理。对于已公开的聚合数据，在使用时也应注明来源，并尊重数据发布方的版权和使用条款。

       十、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负面或虚假信息

       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刻意收集、编造、传播竞争对手的负面信息，或者采集未经证实的、可能损害其他企业商誉的谣言、诽谤性言论，是明确的法律禁止行为。这构成了商业诋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即使信息来源于第三方或网络论坛，如果企业未经核实便加以采集并用于攻击对手或影响公众认知，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企业应致力于通过合法、诚信的方式提升自身竞争力，而非通过抹黑他人。

       十一、与所宣称处理目的无直接必要关联的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必要原则”。企业在采集信息时，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信息，都必须严格限定在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实现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内。例如，一个提供在线文档编辑服务的企业，其处理目的为提供编辑和存储服务，那么它只需采集用户的账号信息（用于登录）和用户主动上传的文档内容，而没有必要去采集用户的通讯录、地理位置或安装的其他软件列表。如果企业过度采集，即构成对“必要原则”的违反，即使获得了用户同意，该同意的有效性也可能因不满足“明确、知情”的要求而受到质疑。对于企业信息同样如此，在开展背景调查时，只需调查与商业合作风险评估直接相关的信息，如工商注册信息、涉诉情况、行政处罚记录（这些多为公开信息），而不应去探听对方公司高管私人生活等无关信息。

       十二、国家明确禁止采集的其他特定类别信息

       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变化，国家会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动态地明确禁止采集某些特定类别的信息。例如，在特定时期，关于疫情的健康信息采集有严格规定；在教育领域，禁止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作为分班依据；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程序（App）被明令禁止强制索要与服务无关的权限。企业必须保持对法律法规变化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其所在行业的监管规定，及时调整自身的信息采集策略和行为，确保始终运行在合规的轨道上。

       明确了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的“负面清单”后，更重要的是构建一套积极、主动的合规信息采集与管理体系。这不仅是规避风险，更是将合规转化为竞争优势。

       构建合规信息采集体系的实践路径

       首先，开展全面的数据合规审计。企业应梳理现有全部业务线，绘制详细的数据流转地图，识别每一个信息采集点、采集内容、法律依据、存储位置、使用方式和共享对象。对照法律法规，逐一排查风险点，这是所有合规工作的起点。

       其次，建立以“知情同意”和“最小必要”为核心的内控流程。设计清晰、易懂的用户隐私政策或信息采集告知文本，用通俗语言告知信息主体采集的目的、种类、方式、保存期限及权利行使方式。在采集端设置强制确认环节，确保同意是自由、明确和具体的。在业务需求评审中，加入数据合规性审查环节，质疑每一项待采集信息的必要性，从源头杜绝过度采集。

       第三，实施严格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根据信息的重要性、敏感度以及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非法利用后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对企业内部所有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对不同级别数据采取差异化的存储、访问、传输和加密保护措施。特别是对于核心商业秘密和重要数据，要实行最高级别的保护。

       第四，加强员工培训与权限管理。定期对全体员工，特别是市场、销售、研发、人力资源等接触信息较多的部门员工，进行数据安全与合规培训，使其充分理解法律红线和内部规定。建立严格的岗位权限分离和访问审批制度，确保员工只能访问其职责必需的数据，并保留完整的访问日志以供审计。

       第五，审慎管理第三方合作与数据出境。在与供应商、服务商等第三方合作时，必须在合同中明确数据保护责任、安全要求、审计权利和违约后果。涉及数据出境，必须预先评估是否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出境安全评估条件，并依法履行评估、申报或标准合同备案等程序。

       第六，设立应急预案与响应机制。制定详细的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信息泄露、毁损、丢失事件时的处置流程、报告路径和补救措施。定期进行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问题能够快速响应，将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总而言之，在数据驱动的商业时代，对哪些企业信息不能采集的清醒认知，是企业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它绝非束缚企业发展的枷锁，而是指引企业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安全航行的灯塔。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合规框架，企业不仅能有效防范法律与声誉风险，更能赢得客户、合作伙伴及监管机构的信任，将合规内化为一种可持续的竞争能力，从而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把握机遇，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