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税负

增加企业税负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社会资源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并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其具体实施需通过构建更加公平、透明且富有弹性的现代税收体系来实现，确保在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同时，呵护企业的创新活力与长期竞争力。

       当“增加企业税负”这一议题被提及时，它往往引发企业家群体的深切忧虑与广泛的社会辩论。人们本能地会问：在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为何还要考虑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这难道不会扼杀经济活力吗？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跳出单一的“减负即利好”的思维定式，从更宏阔的社会经济治理、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视角来审视。实际上，讨论增加企业税负，并非意图对所有企业进行无差别的“一刀切”式加税，其深层需求是构建一个更健全、更公平、更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与税收框架。这涉及到对现有税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同时引导经济向更健康、更包容的方向转型。

我们究竟为何要探讨增加企业税负？

       首先，我们需要正视一个基本现实：公共财政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科研、国防安全、道路交通、环境保护……这些构成我们生活品质与安全感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其建设和维护需要巨额且稳定的资金投入。税收，正是这笔资金最主要的来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例如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更庞大的养老与医疗体系，产业升级需要国家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长期投资，缓解城乡差距需要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果税收收入无法与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匹配，公共服务的质量就会下降，社会矛盾可能加剧，最终将侵蚀所有企业赖以生存的稳定社会环境。因此，从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确保财政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是讨论调整税负的逻辑起点。

       其次，调节日益扩大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是现代社会税收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经济发展中，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向顶端聚集的趋势明显。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是资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如果税制结构长期偏向于资本，而劳动所得承担相对较重的税负，会进一步固化社会分层，抑制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消费能力，从长远看，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设计，增加对高利润企业，尤其是那些享有垄断利润、超额利润或产生显著负外部性（如污染）企业的税负，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可以有效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维护长期稳定，这最终对所有企业——包括那些被加税的企业——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保障了一个拥有强大消费能力和高度社会凝聚力的市场。

       再者，税收是引导经济行为、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政策工具。市场本身并非万能，它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研究等领域常常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例如，对于碳排放，市场无法自动为其定价，这就需要通过碳税等环境税的形式，增加高排放企业的运营成本，将其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激励企业转向绿色、低碳的技术和模式。同理，对于金融过度投机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可以考虑引入金融交易税等工具进行温和抑制。这种基于特定政策目标的、结构性的“增加税负”，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更符合长期公共利益的经济结构，而非单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它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本流向更可持续的领域。

       此外，国际税收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为各国调整企业税制提供了新的背景和紧迫性。长期以来，互联网巨头等跨国企业利用复杂的税收筹划，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地区，导致在价值创造地征税不足，这被广泛视为对国际税收公平的侵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动的“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其核心之一就是要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在其有经营活动并取得利润的市场辖区缴纳最低限度的税款。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尤其是作为大型消费市场的国家，向某些跨国企业“增加企业税负”具有了国际共识和法律基础，目的是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税收管辖权，维护本国税基安全。

       当然，任何关于增加税负的讨论，都必须与“如何增加”以及“增加谁的税负”紧密结合。不加区分地普增税负无疑是灾难性的。正确的路径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在考虑增加某些领域或某些类型企业税负的同时，必须伴随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特别是针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制造业的关键环节。例如，可以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对中小企业实施更优惠的税率，简化增值税税率档次以降低遵从成本。通过这种结构性调整，使整体税负分布更加公平，效率更高。

       一个关键的原则是“能力原则”，即纳税能力更强的企业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自然引向对暴利行业或垄断性行业征收特别税费的讨论。例如，在特定时期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如某些资源性行业在价格高涨时期），国家通过资源税、特别收益金等形式参与其超额利润的分配，是合理且国际通行的做法。这既能防止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行业，也能为调控经济周期提供财政资源。

       税收的确定性和公平性比税率高低本身更为重要。企业家最恐惧的往往不是明确的、法定的税负，而是随意性强的税费、层出不穷的隐性负担以及不透明的征管。因此，“增加企业税负”如果发生，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明确税基、税率和征收条件，同时大力清理各种非税收入和不合理收费，实现“清费立税”。这实际上是用规范、透明的“税”取代杂乱、不可预测的“费”，对于规范经营的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总体负担的稳定甚至减轻，但财政收入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却得到了增强。

       从技术层面看，现代税收征管能力的提升也为更精细、更公平地设计税制提供了可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税务部门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税收风险、核实交易真实性，从而有效打击偷逃税行为。这使得在保持甚至降低名义税率的情况下，通过堵塞漏洞、提高征收率来实际增加税收收入成为可能。这种“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模式，是更高级的税制优化，它本质上也是通过公平地执行法律，让本该纳税的企业足额纳税，这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增加税负”（对逃税企业而言），但对守法企业则构成了更好的保护。

       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率是公众和企业家是否支持税收政策的关键。如果人们看到税收被高效地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未来科技，并且过程公开透明，那么纳税的“痛感”就会降低，纳税的遵从度和自愿性就会提高。因此，与“增税”讨论必须同步推进的，是预算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强化全口径预算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企业和公民真切感受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循环。

       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税收政策应有差异化考量。创业初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尤其需要现金流支持，税负应尽可能轻简，甚至给予直接的补贴和返还。而对于进入成熟期、利润稳定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平台型、资源型或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则可以考虑通过合理的税制设计，引导其将更多利润用于再投资（如投资可享受税收优惠）、提高员工薪酬福利或通过股息分配给股东（再由个人所得税调节），而不是无限制地内部积累或用于资本炒作。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税收政策也是塑造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工具。通过对关键战略产业链上的核心环节（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实施定向的税收优惠，同时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维持或提高环境税、资源税负，可以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种“有扶有控”的税收政策，长远看是在提升整个经济体的质量和韧性，为所有企业创造更优质的发展平台。

       必须认识到，税收负担的最终承担者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问题。企业缴纳的税款，一部分可能通过降低股东回报由资本承担，一部分可能通过降低工资增长由劳动者承担，还有一部分可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税制设计需要仔细评估这种税负转嫁效应。理想的目标是，使税收更多地落在经济租金（即超额利润）和负外部性上，而减少对劳动、普通消费和生产性投资的扭曲。例如，对土地增值收益征税，对碳排放征税，其转嫁空间和对经济的扭曲作用相对较小，且能纠正市场失灵。

       最后，任何重大的税制调整都需要广泛的社会协商和循序渐进的实施。政府、学界、企业界和公众应进行充分、理性的对话，阐明政策目标、设计细节和预期影响。改革可以设定过渡期，采用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策略，给市场足够的时间适应和调整。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包容的决策过程，是确保税制改革成功，最小化负面冲击的政治保障。

       综上所述，探讨“增加企业税负”，其深层诉求绝非简单的财政攫取，而是指向一个更宏大、更根本的命题：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公共产品匮乏、贫富悬殊、环境透支的社会，还是一个公共服务完善、机会相对均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税收是连接这两者的关键桥梁。通过结构性的、精准的、法治化的税制改革，在确保国家有能力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调节社会公平、引导绿色创新的同时，精心呵护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活力，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当下与未来的可行之路。这需要高超的制度设计智慧、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对社会长远利益的深切关怀。增加企业税负，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社会共同愿景所可能采取的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系统性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