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企业的乱象叫什么

改制企业的乱象通常被称为“改制后遗症”或“转型期综合症”，其核心是企业在产权变革、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因制度不健全、监管缺失或操作失范所引发的一系列管理、财务与合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构建清晰的产权体系、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强化过程监管并建立长效风险防控机制，推动企业实现平稳过渡与可持续发展。

       改制企业的乱象叫什么？当我们深入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浪潮，尤其是众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经历产权改革与机制转换的历程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浮出水面：许多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改制完成后，出现了种种令人忧虑的乱象。这些乱象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集合，业界和学界常将其概括为“改制后遗症”或“转型期综合症”。这不仅仅是一个命名问题，更是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企业变革深层矛盾的揭示。理解“改制企业的乱象叫什么”，实质上是探寻这些乱象的根源、表现与系统性解决方案的起点。

       要厘清改制企业乱象的实质，首先必须回顾改制的背景与初衷。企业改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大规模推进的国企改革，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明晰产权、转换经营机制、引入市场活力，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企不分、效率低下、负担沉重等问题。改革的初衷无疑是积极和正确的，它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培育了市场竞争主体。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由于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加之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制和配套措施在探索中尚不完善，导致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偏离了预定轨道，衍生出各种问题。因此，所谓“乱象”，正是理想目标与现实操作之间出现偏差的集中体现。

       乱象的首要表现，在于产权界定模糊与资产流失。改制过程中，资产评估是关键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企业存在资产评估不透明、不公允的现象。例如，对土地、厂房、品牌等无形资产进行低估，或对历史债务、人员安置成本进行高估，从而人为制造出有利于特定收购方的“账面价值”。更有甚者，通过暗箱操作、内外勾结，将优质资产以“剥离”、“划转”等名义低价转移，导致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这种流失不仅造成公共财富的损失，更严重损害了改制的公信力，为改制后的企业埋下了产权纠纷的隐患。

       其次，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是另一大顽疾。改制后的企业，理论上应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然而，许多企业只是完成了法律形式上的“翻牌”，治理内核并未改变。一种常见情况是“内部人控制”，即原企业管理层在改制后成为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其任命，导致监督机制失效，决策高度集中于个别人，容易引发盲目投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另一种情况是股权过于分散，缺乏有责任心的控股股东，导致“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有效约束，企业目标短期化。

       职工权益保障不足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企业改制必然涉及人员安置和劳动关系调整。一些企业在改制方案设计时，未能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或不合理，甚至强行买断工龄，将大量职工推向社会，而未妥善解决其社会保障衔接问题。部分企业在改制后，新股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随意变更劳动合同，削减福利待遇，引发劳资纠纷。职工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历史贡献补偿、社保欠费等问题若处理不当，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也使企业背上沉重的道义与法律包袱。

       财务信息失真与逃废债务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信用基础。一些企业利用改制之机，通过设立“新公司”承接优质资产和业务，而将历史债务、不良资产留在濒临破产的“老公司”身上，即所谓的“金蝉脱壳”。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恶意逃废银行债务、逃避供应商货款及对职工义务的行为。此外，改制前后财务账目混乱、信息不透明，为隐匿利润、转移资产提供了便利，使得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监管部门难以掌握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环境。

       发展战略迷失与短期行为盛行，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部分企业完成改制后，新控制人急于收回投资成本或套现，缺乏长期经营企业的耐心和战略眼光。他们可能采取竭泽而渔式的经营策略，减少研发投入、忽视设备更新、透支品牌信誉，只追求短期财务回报。或者脱离主业，盲目进入不熟悉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机。这种短视行为使得企业失去了在改制后本应焕发的创新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落败。

       政府角色错位与监管缺失，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外部因素。在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甩掉财政包袱、快速完成改革指标或吸引投资的考虑，存在“重改制、轻规范”、“重招商、轻监管”的倾向。它们可能过度干预具体企业的改制方案，指定受让方，或者相反，对改制过程完全放任自流，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监督。对于改制后企业的运营，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垄断行业或使用国有资源的企业，持续有效的行业监管、财务审计和合规性检查未能及时跟上，使得一些问题积累和恶化。

       针对上述乱象，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必须多管齐下。首要任务是完善改制法律法规与操作细则。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健全关于企业产权转让、资产评估、交易程序、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其可操作性和约束力。特别是要明确国有资产转让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强制要求进入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并对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的法律责任予以强化，从源头上堵住资产流失的漏洞。

       构建真正有效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是治本之策。改制后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等规定，建立权责清晰的治理框架。关键是确保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引入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赋予其实际的调查权和问责建议权。同时，健全内部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确保财务和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于股权结构，应鼓励形成既有控制力又受制约的多元化股权格局，避免“一股独大”或“内部人控制”的弊端。

       必须将职工权益保障置于改制方案的核心位置。任何改制方案都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的充分讨论和民主审议。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应依法依规，并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历史贡献。要确保社会保险关系的顺利接续，对历史欠账要制定明确的清偿计划。改制后的企业应依法保障职工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安全卫生等基本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不仅是法律要求，也是企业凝聚人心、持续发展的基础。

       强化全过程金融与债务监管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应对拟改制企业的债务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参与改制方案的论证。防止利用改制悬空、逃废金融债务。工商、税务、法院等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对利用公司分立、改制等手段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联合惩戒，纳入失信名单。同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使确实无法存续的企业能够依法有序退出市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而非通过不规范改制扰乱秩序。

       引导企业树立长期主义的发展战略。政府和社会应营造鼓励创新、重视实体、尊重企业家的氛围。通过产业政策、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手段，引导改制后的企业聚焦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核心竞争力。企业家自身也需要提升战略管理能力，从“改制套利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将企业打造成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市场经济主体。

       明确并规范政府在改制中的角色。政府应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主要定位于规则制定者、过程监督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在改制过程中，政府应确保程序的公开透明，维护国家、职工、债权人等多方利益的平衡。在改制后，政府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特别是对涉及公共资源、自然垄断或承担特殊职能的企业，要建立常态化的审计、考核和社会监督机制，防止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发挥社会中介机构与舆论的监督作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组织应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为企业改制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服务，当好“经济警察”。新闻媒体应加强舆论监督，对改制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曝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公众，特别是企业职工和债权人，也应提高维权意识，积极参与监督。

       建立改制后企业的长效帮扶与评估机制。改制并非一改了之，对于成功改制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政府或行业协会可以搭建平台，在管理咨询、技术升级、市场开拓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可以建立对改制企业的定期评估制度，从公司治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劳动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确保改制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

       重视企业文化的重塑与融合。改制不仅是产权和制度的变革，更是人的观念和文化的变革。原国有、集体企业的文化往往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和平均主义思想，而市场化的企业需要竞争、创新、效率、责任的文化。改制后的企业领导者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整合与重塑，构建与新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改制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内耗。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探讨“改制企业的乱象叫什么”及其治理，对于当前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处置“僵尸企业”以及各类组织的转型升级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重大的制度变迁都必须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规范性，必须平衡好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目标的正确，更取决于过程的严谨与周全。

       总而言之，改制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是特定转型阶段的产物。将其定义为“改制后遗症”，并非否定改革本身，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其中的教训，从而在未来推进各类改革时，能够设计更精细的制度，实施更严密的监管，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减少改革阵痛，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真正脱胎换骨，行稳致远。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深入剖析“改制企业的乱象叫什么”这一命题，所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