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和企业共谋什么

政府能和企业共谋什么？这并非指不透明的利益勾连，而是指在法治和市场规则框架内，政府与企业通过政策协同、资源互补与目标对齐，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社会福祉提升，实现国家战略与企业发展的共赢。

       当我们探讨“政府能和企业共谋什么”时，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些负面的联想，但在现代治理体系与健康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这个词组应当被赋予全新的、积极的内涵。这里的“共谋”，绝非指暗箱操作或权钱交易，而是指政府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两大核心主体，如何在法律与规则的阳光下，基于共同的目标与互补的优势，进行深度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这种协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更繁荣的经济、更先进的技术、更公平的社会以及更可持续的未来。那么，具体而言，这种建设性的“共谋”可以体现在哪些维度呢？

       一、 宏观战略层面的同频共振：国家蓝图与企业航向的对接

       政府肩负着描绘国家中长期发展蓝图的职责，无论是“十四五”规划，还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抑或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些宏观战略指明了国家前进的方向。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和具有远见的创新型企业，其长期发展同样需要锚定时代趋势。政府能和企业共谋的，首先就是这种战略层面的同频共振。政府通过发布产业政策白皮书、举办战略研讨会、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将国家意图清晰、透明地传递给市场；企业则据此调整自身战略，将研发、投资、业务拓展与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相结合。例如，在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的政策，而许多科技企业则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不仅让企业抓住了市场机遇，也加速了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这种“共谋”，使得微观的企业活力能够汇聚成推动宏观战略实现的磅礴力量。

       二、 创新驱动发展：共建研发体系与攻克“卡脖子”技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性使得单纯依靠市场或单一企业难以应对所有挑战，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在这里，政府与企业的“共谋”显得至关重要。政府可以扮演“组织者”和“天使投资人”的角色，通过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计划，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前沿领域；同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将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攻关。企业则凭借其对市场需求的高度敏感、灵活的机制和工程化能力，将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在半导体、高端数控机床、生物医药等领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揭榜挂帅”式的项目，由政府提出需求、提供部分资金与政策保障，由企业或产学研团队竞争承接，这正是“共谋”攻克技术壁垒的生动实践。双方的目标一致：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三、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超越企业边界的共同投资与运营

       交通、能源、信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公益属性强的特点，传统上多由政府主导。然而，完全由政府包办可能面临资金压力与效率挑战。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政社合作）为“共谋”提供了经典范本。政府负责规划、监管和部分投资，并承诺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框架与合理回报机制；企业则发挥其在资金筹措、建设管理、技术创新和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从高速铁路网的建设运营，到智慧城市中的物联网平台，再到新能源充电桩网络的铺开，都是政企携手完成的杰作。这种合作不仅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完善速度，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也为企业开辟了新的、稳定的市场空间，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四、 产业生态的培育与升级：从“给政策”到“造环境”

       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非自然天成，它需要精心的培育。过去，政府扶持产业多采用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给政策”方式。而更深层次的“共谋”，在于政府与企业合力“造环境”。政府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提供标准厂房、共享实验室、检测认证平台等公共设施，降低企业的初始投入与运营成本；通过举办行业展会、技术交流会、人才招聘会，促进信息、技术、人才的流动与碰撞；通过简化行政审批、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企业，尤其是生态中的核心企业，则通过自身的聚集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形成产业链闭环，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政府与企业在这种互动中，共同塑造了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雨林。

       五、 市场规则的完善与全球竞争：携手制定标准与应对摩擦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市场竞争早已超越国界，规则与标准成为核心竞争力。政府能和企业共谋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便是在国际规则制定和贸易争端解决中形成合力。企业身处市场一线，最了解国际技术发展趋势、行业动态以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政府则拥有外交、法律、谈判等多重手段。企业可以向政府提供详实的市场信息和案例，支持政府在世贸组织等国际场合提出议案、参与谈判；政府则可以利用多双边机制，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扫清壁垒，在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提供法律支持和援助。此外，在新兴产业领域，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电动汽车、人工智能伦理等，谁能主导国际标准，谁就掌握了行业话语权。政府可以支持国内领先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将我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实践转化为全球通行的规则。

       六、 区域协调发展：企业布局与政府规划的深度耦合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现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企业，特别是进行全国乃至全球布局的大型企业，其投资选址决策对区域经济有着深远影响。政府能和企业在此“共谋”的，是将国家的区域战略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例如，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中，地方政府会出台相应的土地、人才、财税优惠政策，并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而有远见的企业，则能看到这些区域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潜在的市场空间以及政策红利，将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布局于此。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成本结构、开拓新市场，也为欠发达或转型地区带来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就业机会，激活了当地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

       七、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协作。政府需要制定清晰的碳减排路径图、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绿色金融标准等政策框架，并严格环境执法。企业则需要承担减排主体责任，加大节能降耗技术改造投入，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双方的“共谋”体现在多个层面：政府可以通过绿色采购、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则可以将环保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此外，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循环经济等领域，政企合作项目也大有可为。这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面向未来的竞争力投资。

       八、 社会稳定与民生保障：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效益。政府能和企业共谋的，还包括共同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参与社区建设等社会治理领域。政府通过稳岗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企业则可以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来响应。在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政府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参与，通过购买服务、公建民营等方式，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一些大型企业还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通过产业帮扶、消费帮扶等方式，助力缩小城乡差距。这种合作拓宽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也增强了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

       九、 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在安全与利用间寻求平衡

       数据已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数据（如政务、交通、医疗数据），企业则在运营中积累了丰富的市场数据和行为数据。如何在不侵犯个人隐私、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流动起来、产生价值，是政企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双方的“共谋”在于探索建立数据确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的基础制度。政府可以主导建设安全可信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制定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规则，开放部分公共数据资源。企业则可以发挥技术优势，参与数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利用融合后的数据开发智慧城市应用、进行精准的公共服务推送、优化商业决策。这既能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也能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

       十、 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建立协同应急体系

       现代社会运行高度复杂，面临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经济金融风险等多种挑战。在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中，政府与企业需要紧密联动。政府负责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公共资源的调配。而企业，特别是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大型物流企业、通信企业、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等，是应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双方可以“共谋”建立常态化的应急演练和沟通机制。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可以协调相关企业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维护通信畅通；企业则利用自身的供应链网络、配送能力、信息技术，高效响应政府指令，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这种基于平时准备的协同，能将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十一、 人才培养与人才生态：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人才是第一资源。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最终都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然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往往存在脱节。政府能和企业共谋的，正是打通这一堵点。政府可以改革教育评价体系，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面向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甚至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企业则可以通过设立奖学金、提供实习岗位、派遣技术专家授课、参与职业技能标准制定等方式，直接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这种“订单式”培养或“嵌入式”合作，能让学生更早接触产业前沿，让企业获得更对口的人才储备，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

       十二、 文化建设与价值观引领：弘扬企业家精神与塑造国家形象

       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价值观的引领。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企业家精神——创新、诚信、担当、爱国——是高度契合的。政府可以通过表彰优秀企业家、宣传诚信经营典范、营造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来弘扬正能量。企业则可以通过其产品、服务、品牌故事和企业文化，向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在对外交往中，企业的海外投资、产品出口、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国别指南、风险提示和文化交流平台，企业则在海外经营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尊重文化差异、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塑造一个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种软实力的共建，其影响力同样深远。

       综上所述，当我们再次审视“政府能和企业共谋什么”这个问题时，答案已经非常清晰而丰富。它涵盖了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执行，从经济建设到社会治理，从国内发展到全球竞争的广阔领域。这种“共谋”的基石是法治、透明、公平与互信；其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企业发展的最大化统一。它要求政府转变角色，从单纯的管理者变为更好的服务者、合作者与规则制定者；也要求企业超越短期的逐利视角，树立更宏大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健康、积极、建设性的政企伙伴关系，是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唯有如此，才能汇聚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合力，开创一个更加繁荣、公正、可持续的未来。

       因此，深入理解并积极构建这种新型的政企关系，对于政策制定者、企业家乃至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回答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